以体制机制重构破解产业“内卷式”竞争

　　“内卷”何解

　　编者按

　　当前，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成为热议话题。今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主动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和“内卷式”竞争。从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对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作出重要部署。中国经济时报约请智库专家，从多个视角分析“内卷”成因、探索破“卷”之道。

　　核心观点

　　作为产业“内卷式”竞争的局中参与者，唯有聚焦企业、市场和政府“三位一体”表现形式识别、内在诱因解析，方可提出综合整治良策。这要求我们必须科学识别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合理边界，彻底肃清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体制机制束缚，实现遵循市场运行规律与扛起政府应尽职责的有机统一，以体制机制重构推动产业破“卷”突围。

　　■李少林

　　当前，亟待在精准捕捉表现形式的前提下科学识别“内卷式”竞争的底层逻辑，从呼吁深层次变革的战略高度充分廓清“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关系”的重构进路，推动深陷“内卷式”竞争的产业实现涅槃重生。

　　产业“内卷式”竞争下的市场主体行为扭曲与效率损失

　　地区之间的竞争压力传导，表现为“固步自封”的体制束缚与政策偏向，强制干扰市场配置资源能力，引发产业形态乱象丛生；市场主体的各自利益诉求，呈现出“物竞天择”的资源争夺与扎堆内耗，持续削弱企业内在创新活力，催生供需系统两败俱伤。

　　一是地方政府大局观念淡薄导致不当干预频发。打造政策洼地方面，以本地局部发展利益为目标，通过财税政策优惠赋予特定产业招商引资吸引力，强制破坏市场配置资源途径，妨碍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制约总体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地方保护主义方面，旨在通过“地域歧视”庇护本地企业，加剧市场分割，无法享受合作创新与技术溢出的同群效应，自我封闭造成了与大市场的脱节；规划制定实施方面，部分地方政府盲目跟风和布局新赛道，导致大量社会资源进入高风险领域，脱离本地要素禀赋约束与产业演变的一般规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无法实现深度融合，极易诱发产业结构失衡风险。

　　二是部分企业短视主义盛行诱发恶性存量厮杀。为抢占新技术革命的时代红利，践行“表面技术模仿→低效产能扩张→过度虚实营销”的投机市场主体在全生命周期内竞相无效内耗，一味追求“短、平、快”，热衷于“微创新”，缺乏能够产出增量价值的工匠精神。

　　三是市场主体利己动机加剧产业生态系统风险。攫取高额利润和获得最大效用是市场参与者理性行为的具象化表现：生产决策方面，头部企业通过压榨上下游供应链转移成本压力，同类企业为抢占市场份额制定互不兼容的技术或服务标准，渠道霸权与伪需求创造扭曲市场结构，资本追逐风口极易出现估值泡沫化，资本要求快速变现的属性扼杀了长期创新，产业生态系统的生产端面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残酷斗争；消费行为方面，价格战诱发价格敏感型消费者对产品认知的偏差，加之大数据“杀熟”引发低端产品市场无序扩张，抑制了优质产品市场空间扩大与创新激励效应，污染了公平竞争环境并侵蚀了消费者福利，产业生态系统的消费端面临“劣币驱逐良币”的信任危机。

　　探究产业“内卷式”竞争的底层逻辑

　　研判市场主体行为异化、把脉产业竞争模式更迭背后的深层次诱因，有助于从内在规律维度给出“内卷式”竞争的治本之策。

　　一是响应于当前产供链冲击形势下的被迫之举。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数字经济、平台经济、人工智能等颠覆传统竞争理论边界的新业态、新商机，为抢占全球价值链高位，世界各国不约而同上演“内卷式”竞争：美国通过巨额补贴本土企业形成《芯片法案》，科技巨头谷歌、微软竞相投入应用场景同质化的大模型；印度通过补贴扩大钢铁行业产能；韩国通过政府贷款补贴大力发展造船业。国际各领域白热化竞争叠加“脱钩断链”风险，提升了全球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梗阻概率，对国内企业生存空间形成挤压，资源争夺与市场收缩下的存量厮杀愈演愈烈，传统制造业、资源密集型产业、普通服务业陷入低端锁定发展“死循环”，加之头部企业利用规模优势更易形成垄断地位，中小企业利润薄弱甚至被迫退出市场，导致“战略性”内卷。

　　二是锚定于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目标的大同小异。财政压力陡增与稳经济基本盘导向相互交织，地方政府GDP至上与重复建设、偏好“立竿见影”大项目、安全焦虑下过度干预和救急式补贴扭曲竞争，对耐心资本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长期投入缺乏重视，引发全产业链锁定在低端环节，造成“体制性”内卷。

　　三是根植于部分企业工匠精神缺失的急功近利。当今世界，技术迭代和新兴业态加速演进，当社会不能够提供“慢工出细活”的营商环境，鉴于畏惧高投入、高风险的产业研发与创新尝试，一些中小企业寄希望于“盲目跟随”，陷入“被迫竞争→获得感低→更焦虑竞争”的心理惯性，采取“重数量、轻质量”、模仿抄袭形成山寨产品的经营策略，基于逐利动机的研发投入不足导致技术沉淀断裂，逐步沦为市场经济参与者中的“边角料”，同类企业践行“所有人走向同一条路”的发展路径，诱发“恐慌性”内卷。

　　以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关系助力产业破“卷”突围

　　作为产业“内卷式”竞争的局中参与者，唯有聚焦企业、市场和政府“三位一体”表现形式识别、内在诱因解析，方可提出综合整治良策。这要求我们必须科学识别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合理边界，彻底肃清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体制机制束缚，实现遵循市场运行规律与扛起政府应尽职责的有机统一，以体制机制重构推动产业破“卷”突围。

　　一是体制机制重构的核心要义在于廓清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合理边界。破解“内卷式”竞争的关键在于政府通过引导市场主体创新打开增量空间，基于协助企业效率提升重构异质性竞争新格局。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合理边界划分的本质要求是建立“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政府优化制度环境”的共生关系，在竞争性、自然垄断和外部性领域，为确保社会福利最大化，市场和政府的功能定位、相对边界表现出差异化特征。历史经验表明，最成功的经济体往往能在市场自发秩序与政府战略引导之间保持动态平衡，其核心在于建立制度化的政策评估和退出机制，避免路径依赖。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迭代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合理边界确定，将更大程度上依赖大数据实时监测和敏捷治理工具的普适性应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边界呈现出动态变化特征，应满足决策权归属于能够以最低成本解决问题的辅助性原则，市场确实无法解决的必要性测试、扭曲程度最低的稳健性测试、引导市场退出机制等地方政府“奥卡姆剃刀式”干预。

　　二是体制机制重构的实践内涵在于优化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行动准则。有为政府行动实践的核心在于政策引导与制度优化。政策引导的行动准则旨在回答“引导什么、如何引导、引导何时退出”。引导内容方面，通过直接投资或政策引导降低市场风险，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通过数据共享、平台搭建提升市场效率，而市场则反馈真实需求以优化政策。具体而言，市场在产业创新研发领域可主导应用技术开发，政府可介入基础科研资助领域；市场在金融监管领域可主导风险定价、金融产品创新，政府可介入系统性风险防控领域；市场在产业升级领域可主导竞争性行业资源配置，政府可介入“共性技术平台建设+创新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引导抓手方面，通过产业规划引导地区错位发展，基于区域分工协作形成产业链互补。引导模式方面，采用大数据监测产业供需、产能利用率，及时发布风险预警，引导理性投资；对新兴业态采取“沙盒监管”，在创新与规范中寻求平衡，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引导退出方面，产业政策随技术进步和市场变化动态调整，及时退出对过剩产能的扶持，转向鼓励高附加值环节。制度优化的行动准则旨在回答“优化什么、如何优化”。政府可运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打击价格战，限制头部企业利用市场势力挤压中小企业；健全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推动各类补贴政策转向支持创新环节，以耐心资本发展新质生产力。

　　三是体制机制重构的检验标准在于形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竞合生态。动态嵌入式协作与有序竞争机制相互叠加，构成了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竞争+合作”生态。强化创新激励与突破低端锁定方面，政府聚焦支持重大科技项目的基础研究，以产学研合作推动商业化；设立产业创新基金重点支持“卡脖子”技术攻关，基于研发税收抵扣等政策激励企业向技术密集型转型，形成市场驱动型创新；在产业一线厚植工匠精神，推动市场主体专注核心竞争力提升，剥离非核心业务；鼓励企业差异化定位与品牌建设，通过技术积累和增强用户黏性拒绝价格战。混合所有制改革与竞争均衡方面，政府可通过购买服务或PPP模式引入企业竞争，提升服务质量，而政府的普惠公共服务也对私营机构形成价格与质量的压力传导，这种“鲶鱼效应”促使双方持续改进。制度保障与动态调整方面，竞合生态需通过法治化框架稳定预期，通过执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约束行政垄断，建立政策评估机制确保政府干预的科学性；根据发展阶段调整互动模式，经济下行期政府可强化逆周期调节，而在市场成熟领域则逐步退出。体制优化与市场拓展方面，消除地方保护主义，降低企业跨区域协作成本，扩大市场半径以释放内卷压力，通过环保、能效、质量标准等法规倒逼低效企业市场化退出。此外，通过自贸协定、出口信贷等举措支持本土企业“走出去”开发海外市场，形成不同梯队规模和技术的差异化、错位竞争新场景。